之后，其他媒体也报道了事件，即时在互联网(包括官方的「人民网」)上舆论哗然，群情汹涌，要求追究责任。
程琥，法学博士，博士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程琥庭长。从《办法》规定看，属于不予公开的高校信息的范围标准有三：一是基于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需要而不予公开。
受教育者、教师与教育行政部门因行政管理产生的纠纷。《公开条例》第9条第（1）、（2）、（3）项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公开条例》第10条第（9）项规定：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属于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校信息公开也会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关键在于需要明确高校正在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是否属于高校履行职责过程。事实信息与意见信息混合时，可以区别公开。
对于高校信息公开行为而言，除了社会监督、行政监督之外，还应该有司法审查的监督和救济。对于可以公开的高校环境信息，能够主动公开的尽量采用主动公开方式予以公开，防止高校以依申请公开的方式代替应当主动公开的方式。人民不 再是铁板一块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存在文化歧义性（也包括意识形态倾向性之差别）的多元主体存在。
现代宪政主义时期的宪政，已经是与共和、民主、自由、法治等水乳交融在一起，其理想国即以法治保障自由的立宪民主共和国，但这一先天缺失公平正义、维护资本特权的宪政理想 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长期陷于财阀垄断、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殖民扩张、工农权利被限制甚至被剥夺等资本力量本能冲动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其宪政民主共和制度也自然被认为 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不完善的，直到二战后在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运动的推动下，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普遍实行了更为平等的公民自由权利保障制度（如废除了种族歧视制度）、更为民主 的普选制度（工人、妇女、黑人等社会底层公民获得了形式平等的选举权利）与更为公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从而被社会主义力量和平演变为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尚书》中有句名言被奉为治国金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果反宪派学者能够以事实 和逻辑证明我的观点的偏失，我同样会用心倾听，在反思确认后心悦诚服地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表明，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官僚权力异化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就是依宪限权、依法治官。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在制度形态意义上所说的宪政（也即宪法政治、立宪政治）具体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全面实施的民主政治，其宪政的 唯一国家主权之主体是人民，宪定人民权力的统合实施主体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体现国家根本制度的权力枢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意型政党（执政党）与众意型政党（参政 党）的政党合作体制则构成了这一宪政体制的执政参政机制，他们整合公意、聚合众意、凝聚共识、合作共治，成为驾驭人民主权之国家机器的主导性政治力量，这种宪政体制与西方发达国 家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相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我们把这种宪政体制称之为人民民主宪政体制（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宪政体制的关系问题，后续文章 会做专门论述）。总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的古典宪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的客观存在，都充分证明汪亭友等反宪派所提出的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的论断极其荒谬，难以服众。
这种僵化教条、不合时宜且毫无学术含量的文革式政治话语，只能暴露出论者思想的贫乏与无知。在他看来，在现代宪政主义横扫全球的趋势中 ，对于中断当地文化，并予同化的政策的热烈追求，伴随而来的总是生态上的帝国主义与（人文）环境破坏，因此，当代宪政主义是对现代宪政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是对古典宪政主义的延 续与复兴。中国古典宪政主义传统滥觞于汤武革命之后，在先周时期和西周时期形成了很多反抗暴政、限政保民的思想，也越来越重视对历代治国经验教 训的总结与反思，所以《尚书》的《商书·说命》中就有了监于先王成宪的记载。在埃尔金看来，新宪政主义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条：第一，新宪政主义认为对于通过行使政府权力以促进社会福利和对于民主的关注，必须与对于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减少专制的那种长期的关注结合起来，而古典宪政论则认为： 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
这种当代宪政主义首先转变了进步观。现代宪 政主义则是人民从习俗中自我解放出来后，再运用意志、理性、协议，将一套新的社会形式加诸于己身的行动，其关键词是自决（民主）与创制。《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幽王的史官史伯对郑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历史事实使得一些人们感慨天命靡常，抱怨天不可信，认识到天命并非不可动摇。
在中国的古典宪政主义传统中，宪政规则高于一般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被置于国本 邦本的至上地位，具有国家根本法的作用。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国势衰落和士阶层及平民处境的恶化，不仅礼坏乐崩，而且宗教思想也进一步被动摇。
限政要素的出现旨在调和与缓解压迫与反抗的矛盾，回应和安抚被统治者的民权诉求，从根本上维护统治者的 政权利益。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最终导致阴阳离决而死亡。
总之，在阴阳之道中包涵着阴阳共和的思想因子。在宪政的硬核之外，其关键元素与基本要素的组合方式、结合程度在宪政发展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 下各不相同。如前所述，限权问题是伴随着权力的形成而形成的，从古至今历代各国关于限权也即 制约权力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他们相信，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需要从批判的怀疑主义转向思考一个良好的社会如何得以维 系，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在经济效率和公民精神两个方面加以建构。周公思 想，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形成的标志，也是以民本主义为特色的中国古典宪政主义思想初步孕育形成的标志。为保证执政者之正，在国家权力架构与政府组织法中存在一定的分权制衡机制，如皇权与士人官僚集团形成共治体制 ，有条件的制衡关系，御史监督官员、谏官可监督皇帝。
在此文中，我更进一步指出：宪政是历史生成的产物。[3]刘仰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反宪派要么是很愚昧，要么是高级黑。
当人民将现代宪政主义从帝国主义的王位上拉下来，将它放到它应得的位置之后，接下来需要看清楚的，在我看来，也许是黎明曙光中那黑色独木舟的依稀身影。（6）宪政结合体：一个立宪国家必须要有‘国族的单一认同，要成立一个让全体国民都能归属、依托的想象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国民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尊严。
在这些国家，不同于自由主义 宪政制度的新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一个具有探索性、开创性的在建中的巨大工程，宪政建设的进程既缺乏历史经验、现成模式与社会基础，又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指导，难免要历经挫 折和曲折。但这显然是又一个谎言。
[4] 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137页。《尚书·洪范》里所谓的洪 范即普遍规范、根本原则的意思，它作为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经典文献当之无愧。将亡，听于神 （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真正学理层 面的深入讨论，将在后面几个月若干篇的回应文章中力争以扎实的论据层层推进，一层一层剥下反宪派谬论的画皮。
这个看法与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的看法很一致。总之，西周的宗教思想革命、制度革命（以礼治制度为代表）和文化观念革命（以《诗经》为代表的民本理性主义文化）对中国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孕育影响深远。
正是西周开启了中国郁郁 乎文哉的礼治文明新时代。（《国语·周语》）后来，春秋时期的医和与孙子从医学和天象的范畴上也使用 了阴阳概念，但这些都还主要是作为自然理性主义概念使用的。
但只要宪政的硬核在，那么，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宪政就在那里，渐渐发育成熟，生生不息。第四，对政治设计和对创立良好的政治体制的关注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人类是否能够作出这样大规模的设计？新宪政主义回答是：宪政理论的使命是设计出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 会制度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政治很容易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统制形式。
祖宗家法说不杀言事大臣，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那就叫言论自由。就连祖先神也遭到了严厉的责问：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大雅·云汉》）动荡时期的苦难，使民众质疑乃至叛逆天命的情绪已经难以用神道设教的宗教手段来平复，这就促使明智的统治者更加务实，把注意力从神转向了民， 开始清醒认识到天不可信，我道唯宁王德延（《尚书·周书》），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另外，我曾和刘仰、郭松民等十余位左派学者座谈过，他们都对反宪派的愚蠢做法极为反感和无奈。宪政理论最好是认识到这些可能性以便作出规 定，防止它们发生
总之，神 秘的天命在西周初年被赋予了实际的内容，天不再仅仅是统治者之天，而且也是民之天，也即天下人之天。正是西周开启了中国郁郁 乎文哉的礼治文明新时代。
儒家宪政之政治实践成于汉代董仲舒之后，并渐成中华制度文明之主流。这个看法与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的看法很一致。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权力说真话，为信仰敢牺牲《人民日报》呼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关键时刻要勇于亮剑，我作为研究政治学与宪法学并研修马克思主义学说20余年的学人自然责无旁贷。
